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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被宣布因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這是中國大陸令人矚目的腐敗案件，根據統計，萬慶良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第3位落馬的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也是十八大以來第32位、今年第14位落馬的省部級官員。萬慶良作為副省級幹部和中央候補委員，地位不能說是太高，但廣州市是中國大陸的一線城市，萬慶良又是現任一把手，案子還是相當引人矚目。

根據媒體透露的消息，萬慶良落馬可能與大陸廣東揭陽市的腐敗窩案有關，萬慶良曾任揭陽市市委書記與市長近5年，當年許多重大建設項目如潮汕機場、中石油世界級石油煉化項目、烏嶼核電項目、中海油LNG接收站、華潤電力、中電投粵東儲煤配送中心等，都是在萬慶良擔任市委書記1年內進駐揭陽。媒體報導，這些大項目往往原本是「無中生有」，都是由「萬慶良親自帶隊爭取下來！」

如果從招商引資的政績角度來論，萬慶良主政揭陽期間可說是政績卓著。事實上，萬慶良曾被認為是「最有前景官員」，很多人認為萬慶良的宦途如同搭乘��升機一般，他從基層的宣傳幹事起步到副省長僅用了22年，47歲就晉升為省委常委、省會市委書記，毫無疑問曾是中國未來的政治明星。

廣州是中國大陸第三大城市，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相當重要，而廣州市長一職在珠三角以至於廣東地區向來受到矚目，近年來歷任廣州市委書記中，朱小丹、黃華華、朱森林等後來均出任廣東省長，萬也曾被看好能成為廣東省長候選人。

如同許多貪官一般，萬慶良也曾經大唱反腐、清廉的高調，他曾自豪的說：自己「工作20多年，還沒有買房」，他當選廣州市長時，表示要「堂堂正正做人、乾乾凈凈做事」。萬慶良擔任廣州市委書記後更說，「一把手做得不好，就會帶壞風氣，甚至出現窩案」，「請大家監督我，發現問題及時檢舉」，如今聽來確實相當反諷。

萬慶良的例子並不特別，在台灣，日前因貪賄落馬的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也曾被推薦為模範公務人員，由國家表彰他「工作崗位或品德操守上有優異的表現，而其事蹟足為其他同仁之表率」而且「忠於職守，克盡職責，為民服務態度積極，對於上級交付工作，努力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

由此看來，海峽兩岸的貪腐問題實在是兩岸政治體系中根深蒂固的弊病。過去，我們曾認為台灣的貪腐問題將逐漸消弭，至少遠比大陸的官員清廉，然而，近來似乎又出現了倒退的跡象。

國際透明組織於2013年7月9日所公布之全球貪腐趨勢指數（GCB），指出台灣竟有36﹪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內曾向相關部門行賄，引起輿論相當大的震撼。

不少人也同時質疑此項調查的嚴謹度與準確度，於是世新大學廉政治理研究中心和世新大學民調中心合作執行了另一項「台灣貪腐程度測量調查」（TCB），結果該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過去2年我國政府貪汙情形增加的比例竟高達66.6﹪。習近平應該小心「馬英九現象」，政治領導個人清廉，不能保證政府清廉。

為何海峽兩岸的貪腐問題如此嚴重，原因所在多有。首先，兩岸政治體系在不同程度留有威權政體的遺緒，在威權政體下，人民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往往由掌權者操控，缺乏透明而規範化的制度，貪賄自然成了上行下效的「風氣」。

其次，兩岸在推動經濟改革、經濟自由化的過程當中，政商集團取得了掌握眾多資源分配運用的優勢地位，政商關係缺乏有力的制度化監督，台灣雖然在陽光法案的制定上走在對岸前面，但是在政治運作的過程當中，卻徒具虛文，漏洞百出，在資訊的公開透明上仍有許多不足。制度的不完備，使得貪腐問題往往被歸結為「道德問題」、「倫理問題」，人們往往只能訴諸官箴，而非從制度上加以規範、杜絕。

再者，海峽兩岸雖然都歷經了「現代化」的過程，但是傳統的社會關係仍然在人民處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至少是社會的「潛規則」。於是「關說」、「打點」往往成了「人情世故」的表現，而非違法亂紀、紊亂官箴的行為。

「文化」確實是兩岸貪腐問題嚴重的根源，但文化來自於社會結構，會因為社會的變動而變化。貪腐的問題是兩岸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面對處理的大難題，只有從制度面著手，打破金權結合的紐帶，對政商關係進行嚴格的規範，貪腐問題才有可能逐步解決，國家的經濟、人民的生活也才不會因為貪腐的存在而受到戕害。

兩岸都需要從制度面確立清廉政治，看來兩岸應該就清廉肅貪問題進行競賽。